2026年 02期
做在经常、融入日常：“生活思政”的时代视角与学理阐释
冯刚;杨璐;“生活思政”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聚焦育人实践场域，紧扣现代化日常生活深挖育人资源，同时也在这一进程中得到发展；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注重人才培育合力，既要以系统观念为引领汇聚育人力量，也要在这一进程中，以系统观念为引领审思日常生活育人实践场域；坚持做在经常、融入日常，并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格局建构中的基本遵循与发展方向。
伟大抗战精神的理论探源、价值探赜与实践探路
项久雨;刘昕语;伟大抗战精神诞生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特殊历史关头，是中国人民在14年的浴血奋战中共同铸就的精神丰碑，集中体现了中华儿女从自发抗争走向自觉斗争的精神觉醒。这一精神深植于中华文明的爱国血脉之中，融汇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思想的精髓，进而升华为全人类反抗压迫、追求正义的共有精神瑰宝。当民族精神与人类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相结合，其迸发的力量便能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凝聚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道义共识。这种源于中华民族历史深处、又以人类共同命运为旨归的精神气象，既是对自身文化根脉的坚守，也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切呼应。新时代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仅在于传承历史记忆，更在于破解“文明冲突论”，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中国力量。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基层治理的内在关联、显著优势与创新路径
刘林;樊志鑫;基层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既是政策落地的关键环节，也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利益诉求的前沿阵地，是民主实践最直接、最广泛的场域。基层治理的核心目标在于增进民生福祉、稳定社会秩序、激发基层活力，这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高度契合。在实践过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优势、实践优势、效能优势、价值优势充分彰显，有效推动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新时代社会建设提供了生动范例和有力支撑。当前，可以通过建强组织、创新渠道、推动协同、完善制度、培育氛围等方式，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基层治理夯实根基、搭建平台、凝聚合力、提供保障、厚植土壤，以创新实践探索将民主权利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核心特质与时代指引
梁科;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赓续了中国共产党重视文化建设的传统，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与百年变局的重大现实，在构建文化主体性、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全球文化交流方面意义重大。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系统构建与广泛实践中，展现了独特秉性与核心特质，包括在立场上坚持自信自立自强、在发展上坚持守正创新、在目标上彰显文化主体性，由此有必要进一步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持续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思想伟力和文化支撑。
海南自由贸易港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处理规则研究
王崇敏;陈安帅;随着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个人信息跨境传输已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关键环节。本文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为研究背景，聚焦《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所确立的“安全评估”“标准合同”“保护认证”三大跨境传输路径，系统分析各规则在海南的实践现状与突出问题。通过借鉴中国香港、迪拜、新加坡等自贸港（区）有关个人信息跨境传输规则的成熟经验，依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数据跨境“安全有序自由便利”的定位，提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四项处理规则相对应的完善举措，为海南打造区域性国际数据跨境流动枢纽、服务国家数字战略提供法治支撑。
海南自由贸易港视角下档案数字化建设路径探讨——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为例
王雯旎;符青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重大国家战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支持与技术发展为档案数字化提供了独特优势，但人才短缺与数据共享壁垒仍是核心挑战。针对当前海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数字化管理存在基层数字化水平不足、数据共享与协同壁垒、复合型人才数量不足等问题，本研究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背景，运用态势分析法，以海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的档案管理为例，提出优化路径：通过强化制度创新与数字化管理、构建标准体系、定向培养专业人才等措施，构建高效、安全的档案数字化体系，以助力海南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并为建立与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数字化管理机制提供参考。
趣味的差异与新文学的接受——从《京报副刊》“二大征求”看1920年代中期的读书氛围
蔡益彦;1925年，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发起“青年必读书十部”和“青年爱读书十部”二大征求，前者成为研究的热点，却少有人提及后者。“青年爱读书十部”征求的意义理应得到重视，通过对“青年爱读书十部”书目的考察，可以窥见1920年代中期青年的思想变化和阅读倾向。关于“青年必读书十部”来信的争论，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不同阅读群体对这一读书征求活动理解上的些微差别。两大读书征求呈现了名流学者和青年读者阅读趣味的异同。趣味的不一致，代表名流学者和青年读者对于“读书”功能理解的差异化。青年更多希望阅读能解决自身困惑、提供出路的书，而名流学者更为注重的是青年的知识学问、道德修养方面的趣味培养。“青年爱读书十部”中备受青年读者青睐的冰心、郁达夫等人没有得到名流学者的推荐，这也反向地证明了名流学者的择书眼光和心理。
以俗济雅，以显渡隐——“戏改”视域下《十五贯》民间性的流变与意义
陈玉璇;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新编历史剧《十五贯》晋京演出，荣获“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赞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戏改”中，《十五贯》的成功与该剧丰富的民间性密不可分。考察《十五贯》的历代版本，可发现除了话本雏形、朱素臣原著所内蕴的市井气息与民间信仰之外，1956年改本《十五贯》的民间性渊源实则还来自另外两层隐性脉络：一是国风本在动荡中重返戏剧初创期的颠沛境遇，于民间草台所染就的一点“苏味”；二是《缀白裘》选本中经由舞台锤炼与观众选择的古老公案趣味。正是这多重可塑性与富有权变色彩的民间性，使《十五贯》得以绵延不绝，并在“戏改”的清规戒律中突围，在复活昆剧的同时也为其他剧种的公案戏争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暴力作为穆旦诗学的生长因子——从穆旦1947年诗作《暴力》说开去
汪辉燕;作为中国新诗史上极少数真正上过战场的诗人，穆旦在1947年发表的诗作《暴力》中，对暴力展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中审判，控诉暴力对生命和存在全方位的围剿。事实上，穆旦在诗中所作判断并非偶然，从《暴力》一诗向前回溯发现，穆旦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作中遍布着有关暴力的书写，其中蕴含着穆旦暴力观念的生成与变化，结合历史语境分析发现，这其实是穆旦长期以来感知、审视和反思暴力的结果。不仅如此，暴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催化了穆旦诗学的生长，促使其诗歌逐渐从浪漫诗风向现代诗风过渡。在暴力书写的长期积淀下，穆旦的抒情方式渐趋内敛，这在诗作《暴力》中表现为“渗进了情感的‘机智’”和机智重于情感的诗学特征，该诗既实践了他所提的“新的抒情”观念，又与他在1940年提倡的机智和情感并重的写作原则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同时也是暴力因素影响穆旦诗歌创作的具体表现。
智能体共情在网络政治传播中的赋权、异化与调试
张爱军;张碧桐;在人机交互深化的背景下，智能体共情成为网络政治传播的新兴变量。智能体凭借自身拟人化、施动力和影响力的特征优势，为公众认知外显、体验升维以及社会信任修复带来可能。当前智能体发展尚未完全实现智慧化目标，智能体共情在网络政治传播领域的应用暗含多重异化风险：快感规训机制下意识形态的隐性政治渗透；程序化共情模式对用户主体性和叙事真实性的消解；数据滥用对隐私安全造成威胁；伪亲密纠缠引发亲密连接间歇性中辍。突破被建构的智能体共情政治交往风险需通过价值敏感设计推动技术伦理迭代，构建政府-平台-公民协同治理体系，并以新人文教育提升公众对智能体共情的批判性认知，实现政治传播领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